在周易预测中，孔颖达说：“以物象而明人事者，若诗之比喻也。”卦象、爻象之所以说是意象，因为它们的作用是为实现一个更大更高的思维目标，即由“立象以尽意”而“明天下之理”，这正如诗之有比喻，而比喻本身并不是诗，只是为诗的整体意境呈现而用。但是《易》之卦象爻象也有不同于诗的比喻之处，那就是不以审美为主要的职能，而是让人明“天下理”以为用，钱钟书先生说：“《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宜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他区别《易》之象与诗之喻：

《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

《易》之象完全服从说卦者主观意念的调遣，如“乾”之卦象，有时可作“天”，有时可作“马”，有时可作人之“首”（头），有时又可作“父”……视某卦所言之理而发挥不同的臂喻职能。但诗却不行，“马鸣萧萧”不能易为“鸡鸣喔喔”，“牛耳湿湿”不能易为“象耳扇扇”；况且，诗之喻是诗人情感的寄托与外化，在每个意象中都已经渗透诗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中所激发的、并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情感。由此，钱先生又用了一个比喻性说法再深辨二者之别：

是故《易》之象，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诗之喻，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

前已说到六十四别卦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变化多端的符号象征体系，我在《论〈周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