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经经文、易传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史学界各种新的方法论的尝试，尤其是解释学的引进，使一些文化史学者不再执著地相信可以由当代人复原出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或真精神。他们宣称：“我们不是要到历史文化中再现或复兴历史文化，我们真正关切的是要到历史文化中解释或理解我们自己是什么，摆脱我们对自身的迷惑，从我们自己的人文价值的困局中摆脱出来。（殷鼎《中国文化与解释意识的危机》，载《知识分子》1989年第1期）因此，这些人放弃或者至少是部分地放弃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原意和规律的探究，而更多地转向从历史中寻求“意义”。应该说，解释学的引进和绍述一方面惊醒了人们对那些独断的所谓客观历史真理的迷梦，同时却也助长了史学研究中那些并非天才的主观随意性。我们的态度是：既不执迷于传统史学中那种对人类自身理性的澄明及其准确性的过分乐观的信念（这是解释学的重要理论前提之一），同时也不能毫无选择地摭拾解释学的一些结论而拒绝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具体而细心的比较分析和研究，近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的探讨就缺乏这种精神。

有些学者以人文主义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持论者以为“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宗教体系的中国文化”，比之希腊、印度文化“更为富有人文精神”，而且认为“人文主义”可以概括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载《光明日报》1986.1.8)